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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为有中国人能站在奥运会赛场上
  10年前,香港著名作曲家高世章从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敢权手中拿到一张1936年的黑白照片,照片中草地上有11个人排成3行,对体育素无了解的高世章,竟一眼“认出”了蹲在足球面前的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,“他不是明星的样貌,但很有领袖气质。”与相片中的人对视时,高世章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骄傲,同时翻涌出来的,还有被他很快确认为开篇的旋律,“感觉他们有话对我说。”
 
  从4月7日至今晚,这段旋律已经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奏响了4次,由香港话剧团联合香港舞蹈团共同制作的《顶头锤》完成了其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演出的使命,更揭开了一段中国足球历史上令人振奋的往事。
 
  让高世章动容的照片正是首支打入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合照——1936年,中国被邀请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,组建一支男子足球队成为当务之急,而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受日本侵略者滋扰,政治、经济也问题不断,对于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十分匮乏,因此,在这支22人组成的中国足球队里,有14名球员来自香港南华足球队,队长正是上世纪30年代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齐名的足坛名宿李惠堂。当时的上海滩,战火的灰霾蔽日,十里洋场上唯一的亮色一言以蔽之:“看戏要看梅兰芳,看球要看李惠堂。”
 
  在见到许荣新前,陈敢权对李惠堂仅有所耳闻,但他和一干南华队员为了筹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路费,在亚洲展开巡回表演赛,最终取得27场比赛23胜4平的战绩,颠簸辛劳只为有中国人能站在奥运会赛场上,这个故事,陈敢权还是第一次知道。
 
  但到了1936年,奥运会的舞台,中国队还是首次征战。可组建了“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”后,国民政府却无法支付奥运代表团赴柏林参赛的经费,经过四处“化缘”,仍有几万法币(记者注:当时的货币名称)的缺口。1936年5~6月,中国足球队无奈展开了募集旅费的亚洲巡回赛,从上海出发,转战新加坡、越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及缅甸,短短两个月进行了27场比赛。
 
  这一段,被高世章和岑伟宗浓缩在一首13分钟的歌舞里。舞台上,主角郑开满屡屡破门用的正是当年队员谭江柏的特技“顶头锤”,这位因头球出色而被称为“铜头”的昔日国脚,后来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“歌星谭咏麟的父亲”。
 
  由于中国队在亚洲声名远扬,此行也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,旅费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顺利集齐。但为了节约经费,这两个月,球员都选择了最低等的舱位和最便宜的旅馆,在舞台呈现时,还突出了当地华人的接济。在中国足球队的努力下,1936年6月26日,中国代表团才顺利登上一艘开往意大利的邮轮,而中国足球队则在印度才登船与代表团会合,一起前往德国。漂了28天,又经火车颠簸,7月23日,中国代表团才抵达柏林。
 
  8月6日,中国队首秀对战英国队。作为当时足球最强盛的国家,“英国队”在舟车劳顿的中国队面前几乎等同于“下下签”,而且,当时奥运会的赛制,开始就是淘汰赛,因此,名声在外的李惠堂被对方严密防守,未能有所建树,半场互交白卷后,最终中国足球还是以0 2结束了在奥运赛场的初次亮相。
 
  “虽败犹荣。”陈敢权的评价在当年已被印证,奥运会结束后,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得到不少欧洲国家的肯定,邀请中国队参赛的电报也接踵而至,李惠堂个人也受到一些欧洲俱乐部垂青,但他以“还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”为由婉拒。虽未直接表达这段故事,但在陈敢权的舞台设计中,李惠堂的爱国情怀变成了一个催人奋发的梦境,“我梦到我们终于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,但升起的却是日本国旗,我们在场中央大声投诉,没有人听到我们。”当舞台上的李惠堂说完这段话后,此前抱怨待遇的队员便再无异议。
 
  除了家国情怀,岑伟宗还希望这粒小小的足球能让更多人忠于所爱,“现在的球鞋、装备都比原来要好,可为什么以前能踢得令人振奋,现在反而不容易了呢?”当时的时代跌宕,像一副染墨的背景,衬得一群体育人的执念闪闪发光,而在新的时代里,“足球就变成了观众心里各自爱的东西。”
 
  在接到高世章定下的旋律后,岑伟宗仅用了在餐厅的20分钟便填完了序曲,“一生经历似一个波(记者注:足球),如绿草给岁月磨,一生中竞赛少与多,珍惜的痛惜与奈何,深刻不及那一次多,横渡世界去望过,当中开拓一个,未敢相信的我。”